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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互动与走廊语言文化的形成——兼论裕固族语言的特点
发布日期:2018年04月26日   来源:中国民族报  编辑:丝路

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 之八

民族互动与走廊语言文化的形成

——兼论裕固族语言的特点

□ 钟进文

河西走廊主要指由黄河向西北方向延伸的一条狭长地带,它介于青藏高原支脉祁连山北麓和蒙新大沙漠戈壁之间。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甘青地区很多古老的城镇和重要文化遗址都分布在这条交通要道上。该地区是中央王朝向西部发展、经略大西北的主要基地,也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过渡地带,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部。

河西走廊在历史上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斗”,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各方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在河西走廊迭兴的民族众多,来到这里的各个民族,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东来还是西归,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了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深刻的民族互动过程中,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绚丽多彩的走廊文化在这里形成。

一、多种语言聚集的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唐代称沙州,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有着重要地位。敦煌向东与河西走廊的酒泉(古称肃州)、张掖(古称甘州)相连,西接哈密,连通吐鲁番盆地,又是通往天山地区的跳板。历史上生活在今新疆境内操突厥语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游牧民族,时常通过丝绸之路南迁,并定居在河西走廊从事农业。敦煌还连接今青海省境内的河湟谷地,曾经生活在河湟谷地并建立过政权的吐谷浑人也与敦煌保持着密切关系。不难想像,古代的敦煌是一个操着东、西方各种语言的人群的聚集地。

初唐时期,粟特人在敦煌东部建立了自己的聚居部落,并与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色人群进行贸易。敦煌文书中发现了粟特语写本50余件,主要是佛教经卷,就是居住在敦煌受佛教影响的粟特佛教徒遗留下来的。8世纪下半叶,这些在敦煌繁衍生息的粟特人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但是在9到10世纪,即归义军时期,回鹘化的粟特人或受到粟特语影响的回鹘人仍在使用粟特语。这些具有回鹘化特征的粟特语文献包括了大量大事记、信件和各种笔记。10世纪,于阗使节张金山出访敦煌,他在一份于阗写本上用粟特语签名,这一事实也说明当时粟特语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百余件于阗语写本。所有这些文献都是用晚期于阗语写成的,除佛经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世俗文书,诸如外交书信等。此外,还发现了记载大量口语的于阗语-汉语双语写本。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距敦煌如此遥远,其文献却频频见于敦煌,甚至还留下了方便于阗人往来于敦煌的“双语学习手册”。这主要是因为10世纪的归义军政权和于阗关系密切,中原文化对于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归义军时期,除了商人、僧侣外,还有一支从事外交活动的于阗人群体常住敦煌,他们精通汉语,并用汉语抄写佛经。

同一时期,在敦煌及河西绿洲地区的佛经传译过程中还运用了梵语。1924年哈金发表了伯希和收集的梵文-藏文对照表,这是曾赴五台山朝圣的印度和尚Devaputra于10世纪后半期在肃州(今酒泉)口授而成。随着印度僧人的增多、交流机会的增加,敦煌还出现了梵文-于阗文双语写本。

整体而言,7至10世纪对敦煌及河西走廊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响的语言是吐蕃语和回鹘语,由此受到强烈影响的尤其是吐谷浑和西夏。

二、民族互动中的吐蕃经卷与吐蕃-汉双语基层社会

吐蕃占领敦煌后,任用汉人、苏毗人、于阗人、尼泊尔人等出任各级行政官员,大力开凿石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使得在今日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留下了一批中唐藏文写本经卷。它同汉文、于阗文等其他文字的经卷一起,证明中唐时期河西地区存在着民族大交流。

吐蕃经卷卷尾通常签署“写者”和“校勘者”的名字,共出现署名八百多处,涉及四百余人的姓名,其中“写者”一百余人,“校勘者”三百余人,极少数人既是“写者”又是“校勘者”。对这批经卷进行清理、编目的专家经研究认为,河西吐蕃经卷虽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其写、校者中吐蕃人仅占总人数的1/5乃至1/6,来自其他民族的人占4/5甚至5/6。依四百余人的姓名来区分其族属,其中吐蕃人署名时往往冠以吐蕃氏族等名称,来自其他民族的写、校者也用吐蕃文字署名,除少数人以吐蕃文字的音译转写形式保留着自己民族的姓名之外,多数人起了吐蕃式的名字。从其姓氏看,他们中有一批冠有张、王、周、李、宋、阴、翟、索、令狐等姓氏的汉人或汉化的少数民族人士,更多的是在名前冠“康”的西域康居人、冠“安”的安国人、冠“白”或“米”的龟兹人、冠“里”的于阗人、冠“土”的吐谷浑人以及冠“支”的月氏僧人等,还有冠以瓜、沙、甘、凉、庭、宕、河、岷等地区名称以表示本人系来自该州郡的非吐蕃人士。由此可见,河西吐蕃经卷是地地道道的多民族直接协作的产物。

吐蕃在统治河西走廊的过程中,将大量非吐蕃人口吸纳到作战队伍和行政系统中,推动了吐蕃语言的使用。据研究,在吐蕃的军队中,有一支被称作“杂虏”的杂牌军,其中有党项人、羌人、汉人、吐谷浑人、突厥人等。这支军队与吐蕃军队协同作战,说明其中的非吐蕃人已经成为吐蕃语言的使用者。

吐蕃语对敦煌语言有着持久的影响。在吐蕃统治敦煌的时期,产生了使用吐蕃-汉双语的基层社会。有关这一基层社会的吐蕃语文书最早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但是一份10世纪的关于“五姓”算命法的吐蕃语写本表明,早期建立的吐蕃-汉双语社区在10世纪下半叶归义军时期仍然存在。

在吐蕃统治河西时期,随着吐蕃语、吐蕃文在敦煌各族民众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推行,渐渐地,汉人中形成了用吐蕃文拼写汉语的习惯,由此一部分汉文书用吐蕃文转抄下来,这一传统建立于吐蕃时期,却一直延续到归义军时期。虽然吐蕃势力后来退出了敦煌,但语言文化的习俗一旦形成则不易消失。

三、回鹘语文在河西走廊的通行

“河西回鹘”有时指甘州回鹘,有时指沙州回鹘,有时又是二者的合称。总之,它是指自唐末“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的回鹘人。河西回鹘人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其所在地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也是西域和中原往来的咽喉。从漠北迁居甘州的回鹘人与当地的汉人、突厥人、吐蕃人相互融合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南、中、北三条道路西行的出发点,是丝路重镇。沙州回鹘人利用敦煌在整个丝路中交通枢纽的地位,经营中介贸易,甘州回鹘人则控制着从中亚进入中原的门户,借此收取过往商队的商税。如此,回鹘人在敦煌至甘州的狭长地带曾盛极一时,又与周围各族交往密切。

回鹘文是一种依照粟特字母创制的音素文字,由大约18至22个符号组成(因时间早晚字母数目有所不同)。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有研究认为,自10世纪下半叶起,敦煌地区回鹘语的使用呈现剧增态势。到10世纪晚期,随着河西地区的回鹘化,敦煌地区使用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少,汉语逐渐被回鹘语和其他语言取代。因敦煌藏经洞对文献的收藏有其偏向性,因而敦煌仅出土了数十件回鹘文写本,数量相对有限。而其他洞窟出土了大量元代回鹘文文书,这说明河西地区用回鹘文记录和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

从1028年到1036年,河西回鹘人成为西夏政权的属民。西夏领地之外的回鹘人和邻近各族仍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往。西夏时期,河西回鹘人与党项人之间在文化交往中彼此影响,社会生活中西夏文、回鹘文并用,且回鹘文在佛经翻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元灭西夏后,有大量回鹘人居住在河西,而分布在甘州、肃州一带的回鹘人此时又称撒里畏兀儿。撒里畏兀儿为河西回鹘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河西地区还居住有新疆迁来的西州回鹘人。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才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也让人们得以了解到回鹘语文在河西地区的通行情况。

现存的一些回鹘文碑文也展示出宋元时期回鹘文在河西地区的重要地位。例如,《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立碑人是喃答失太子。回鹘文部分不仅提供了元代河西走廊蒙古察合台一支完整的系谱,从而修正了《元史》中的有关错误,而且对回鹘文学和语言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立于1361年,此碑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记录了一个唐兀(即西夏)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至元末150多年间6代13人的官职世袭情况,反映出直到元末仍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人居住在肃州一带,并使用回鹘文。

四、从裕固族语言看语言区域特征的形成

从历史看今天,更能感受到语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裕固族分别操本族两种语言,其中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虽然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但各有其特点。而且每一种语言在发展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异现象。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我们从亲属语言的角度观察同一语族(甚至同一语系)的各个语言时,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差别;当我们从地域的角度去观察时,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之间又有许多共性。换句话说,在甘青地区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交融过程中,裕固族的语言在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的基础上,与汉藏语系语言文化不断接触,逐渐形成了兼有两种语系特征而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的语言文化体系。

语言的变异以及新的共性的产生,与语言接触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东部裕固语还是西部裕固语,都属于与汉语接触最频繁、最广泛的语言,所以,受汉语的影响也最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也表现在使用功能方面。

从语言结构特征来看,复元音的出现或增多、元音和谐的日趋消失、不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与送气的对立、重音后移等已成为今天裕固族语言在语音方面的显著特征。

在突厥语族语言中,分布在新疆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乌孜别克语都没有复元音,而西部裕固语中不仅出现了复元音,而且由于吸收汉语借词,增加了一些专拼汉语借词的复元音。这些复元音与从其他语言中借词而出现的复元音一起构成了西部裕固语元音体系的一部分,并成为与我国突厥语族其他语言相区别的特点之一。同样,东部裕固语与蒙古语相比,复元音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元音和谐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大特点。但是,两种裕固语由于与其他语系语言接触,并受其影响,元音和谐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西部裕固语的元音和谐以舌位和谐为主,词干与后附加成分的和谐已不够严整,而且西部裕固语的元音和谐在老百姓的口语中极不稳定。东部裕固语的元音和谐虽然相对严整一些,但是其借词不遵循元音和谐律,而该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已经占相当大的比重。分布在新疆的突厥语族语言,都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与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对立,但是西部裕固语却没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因而与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对立的是不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这可以说是受到了蒙古语等语言的影响。但是,从语言接触的密度和吸收借词的多少来看,汉语对西部裕固语的影响又远远超过蒙古语。不过汉语的影响也许是间接的,因为北方汉语声母的清化也是受蒙古语等语言影响而造成的。

另一个重要的语音特征是,在蒙古语族语言中,蒙古语和达斡尔语重音都在词首,而同语族的东部裕固语等甘青地区的语言的重音都在词末,与突厥语族语言一致。同语族语言重音发生位移,显然与语言接触中受到的影响有关。东部裕固语长期与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相接触,受其影响,重音后移,而蒙古语和达斡尔语则远离突厥语族语言,因此重音仍保持在词首。

除了语音之外,甘青地区语言中的词汇也有很多由于民族互动而形成的共性特征。其中汉语借词是第一大特征。内蒙古大学保朝鲁先生编著的《东部裕固语词汇》一书收词2660条,其中汉语借词143条,占5.4%;藏语借词77条,占2.9%。另有资料介绍,20世纪50年代语言调查的记音材料中,在东部裕固语2093条词里,汉语借词有500条左右,占23.9%。还有学者将西部裕固语和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在突厥语族诸语言中,西部裕固语是汉语借词比重最大的语言。

五、口头文学艺术的采借与交融

除了上述语言文化的相互交融、吸收之外,裕固族受其他民族影响在口头文学艺术方面的采借交融也非常明显,在此以裕固族吸收“花儿”和《格萨尔》为例。

“花儿”是流行在甘青一带的一种山歌,最初主要流行在回、撒拉、东乡、保安、汉等民族中。上世纪70年代初,甘肃师范大学组织民歌调查组深入农牧区搜集民歌,发现地处河西走廊的肃南裕固族也唱“花儿”,后经整理出版的新“花儿”集《手搭凉篷望北京》一书中首次出现了“裕固族花儿”,使“花儿”界为之一惊。

“裕固花儿”是指流行在裕固族群众中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花儿”,主要在裕固族东部地区的康乐等地流行。据说是来这一带擀毡或从事其他营生的回、东乡等族的人们从河湟地区带过来的,最初只有“河州三令”等几种曲调,后来逐渐产生了与当地民歌相融合的曲调,并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区巴音一带最为盛行。有人曾把这种曲调起名为“巴音令”。现在“花儿”界鉴于各民族特有的“花儿”曲调大都以民族命名,又将“巴音令”改为“裕固令”。“裕固令”与整体上的“河湟花儿”相比,歌词形式基本一致,曲调却有明显的差别。“裕固令”大量渗入了裕固族东部民歌的节奏、旋律、曲式等特点,有些花儿一听曲首便能感受到裕固族特色。

《格萨尔》早期主要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地区流传。据调查报道,藏族史诗《格萨尔》在中国相继流传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当中,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萨尔》。

流传到裕固族地区的《格萨尔》也形成了不同特色,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说唱《格萨尔》拥有散韵结合的形式,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完全以散文体为主,没有吟唱部分。虽然裕固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的规模和数量不大,但是裕固族地区一直有《格萨尔》在流传,而且和裕固族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早提及裕固族与格萨尔有关系的是著名学者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尔(1704—1788)。他在给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1780)的复信(又称《问答》)中指出:“在距青海湖北面七八天的路程,有一个地方叫巴董,有一河名叫熊暇河,从这里到汉族的肃州城的土卡之间有所谓霍尔黄帐部,此亦即所谓撒里畏吾尔,又称‘班达霍尔’又称‘霍屯’”。由此涉及了《格萨尔》中的《霍岭大战》。

此外,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在其1893年出版的著作中介绍了裕固族地区流传《格萨尔》的情况。苏联突厥学家捷尼舍夫在其专著《西部裕固语的结构》(莫斯科,1976年)中附有33篇民间文学短文。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些短文是1958年我和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调查队一起在裕固草原搜集的。”其中有一篇题为“裕固族历史传说”,其内容情节和藏族史诗《格萨尔》中的《霍岭大战》基本一致。

格萨尔研究专家王兴先先生1987年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部分村镇和牧场,就《格萨尔》在裕固族地区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对《格萨尔》流传的内容、形式、版本、部数以及艺人简况、风物传说等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有些著名老艺人的去世,有些珍贵资料因种种原因而散失,所以现在很难反映出《格萨尔》在裕固族地区流传的全貌。据王兴先先生介绍,1958年前,肃南县境内不仅藏族喜欢演唱《格萨尔》,裕固族中也普遍流传着《格萨尔》。东部地区的裕固族称其为《格萨尔》,西部地区的裕固族称之为《盖赛尔》。二者之间不仅称呼有别,内容和形式也有较大的差异。

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是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却很少有蒙古族的特点,相反,具有较为明显的藏族特点。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但是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地区流传的《盖赛尔》,内容上既受藏族《格萨尔》的影响,也受蒙古族《格斯尔》的影响,形式上又近于卫拉特蒙古部的《格斯尔传》,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虽说裕固族《格萨尔》受藏族《格萨尔》影响。但是裕固族艺人在讲述和演唱格萨尔时,都会根据本民族的历史、语言、生活习俗及审美意识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为具有裕固族特色的《格萨尔》。可以说藏族《格萨尔》流传到裕固族地区后就形成了《裕固族纳木塔尔》。“纳木塔尔”是藏语rnam_thar的音译,意思是“历史传说、历史演义”等,裕固族把本民族和格萨尔有关的传说故事称为“纳木塔尔”。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突厥学家捷尼舍夫在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地区搜集到一篇《裕固族纳木塔尔》,这是一篇与裕固族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关于格萨尔的传说故事。其主要内容的汉译文大致如下:早先我们是信奉经典的,我们的可汗带着我们走了。那时候我们的人很多,约有10万人以上。我们是从西至-哈至走的,后来到了出太阳的山上。走了几个月,又走到了千佛洞万佛峡,我们就住在那儿了,在那儿生活了三辈子。生活了三辈子后,我们的王爷抢了格萨尔汗的可敦(妻子)。把她带到了千佛洞万佛峡。后来格萨尔带着人来找他的可敦,而且和我们发生了战争。后来大家把老人都请来,商量往哪儿走。妥氏的头人妥恩麦尔盖说:“去吧!去吧!到生长兔儿条的地方去吧!走吧!走吧!朝生长红柳条的地方走吧!”于是,留下了二位老人,一位是妥恩麦尔盖,一位是杨立多仁。然后大家就上路了。

这是一篇典型的复合型民间历史传说,既有裕固族由“西至-哈至”东迁入关的历史内容,又有裕固族或其祖先和格萨尔发生战争的历史事件。这篇传说和藏族史诗《格萨尔》中《霍岭大战》的情节基本一致,也可以说是《霍岭大战》的变体或散文形式,但是它和裕固族地区流传的其他《格萨尔》(或《盖赛尔》)故事有不同之处。其他传说故事主要围绕着格萨尔与阿卡乔冬进行殊死斗争这个中心来铺陈情节,从叙述角度而言,是将《格萨尔》故事作为客体来叙述的;而这篇传说则是把《霍岭大战》的情节作为主体来叙述,自始至终把它看作“裕固族历史”的一部分。

上述是内容方面的交融和吸收。除此之外,演唱形式也有自己的特点。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艺人说唱的《格萨尔》,主要是根据藏族《格萨尔》的手抄本,又按照裕固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口头改编。其中的《霍岭大战》缩写本仅有藏文原著的1/4,是懂藏文的裕固族知识分子按照裕固族艺人自己的说唱内容和形式用藏文编写而成的。这个本子对研究藏族《格萨尔》史诗如何演变成裕固族艺人用双语(东部裕固语、藏语)说唱《格萨尔》的特殊传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其表述形式是韵散结合,即叙述是散文,吟唱是韵文,叙述时用东部裕固语,吟唱时用藏语。叙述和吟唱虽然分别使用了不同民族的语言,但在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艺人口中却是那么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从听众的欣赏情态看,也是井然有序、富有表情的,并未因为艺人用藏语吟唱而感到陌生。在这里,艺人与听众、吟唱与欣赏,都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效果。

艺人在说唱中用东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的韵文部分,这种叙述性的解释,从史诗的总体脉络来看,它虽不是唱词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唱词的重复,但从解释的具体层次看,它将隐寓于诗行中的情感与意义明朗化、情节化了,起到了连缀故事的作用。用裕固语解释藏语吟唱韵文的叙述部分和原有的裕固语叙述部分相衔接,使以东部裕固语说唱的《格萨尔》成为一种完整的散文式史诗故事。也正是在这个解释性的叙述中,用东部裕固语说唱《格萨尔》的裕固族艺人充分发挥和显示了他们采借、改编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聪明才智。他们在消化吸收并不断融进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过程中,将藏族史诗《格萨尔》裕固化,使其成为裕固族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文明汇聚、民族共生的地方。在这里,人、社会、文化、自然形成耦合系统,培育出了跨语言、跨文化的生态哲学、生存智慧和生命伦理,并且反过来影响当地民众的实践模式。考察民族互动与走廊语言文化的形成,有助于我们认识河西走廊的人居环境,也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的民族关系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与现实中的民族交往,更要研究各民族之间围绕人的生存,在民间知识、生存智慧和伦理美德各个领域,如何互相欣赏、学习、交流,在长期交往中形成包容平等的民族共生关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项目号:15ZDB08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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